世界的构成是如此的奇妙，无论动物还是植物，只要是生命现象，往往都是雌与雄、牝与牡的相辅相成，而于人类两性现象，则称之为男与女、他与她。就如中国最早的文化经典《周易》中所言：“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周易》这里的“男女”无疑泛指宇宙间的阴阳关系，很有意思，男女关系遂后演化为对人类社会的专指。如果说，长期以来，男与女的不同曾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平等，但及至近现代，从欧美的女权主义运动到中国“五四”时期开启的女性解放，伴随着世界范围的女性觉醒，“她世界”正在拨开男权社会的遮蔽，成为这个世界活跃着的另一半。其中最为耀眼的一幕，就是女性文学的高涨和繁荣。

　　女性文学的繁荣同样烂漫于三晋大地。或许在不少人那里，印象中的山西文学还是当年男性称雄的“山药蛋派”作家群、之后的“晋军”那茬作家，以及“晋军”后的王祥夫、房光、吕新们，就像有论者感叹“现代山西女性文学被强势‘山药蛋派’和‘晋军’无意识淹没无力显示应有的文化态势”。事实上，从年代到新世纪以来情形大变。不仅女作家数量骤增，而且形成一股不小的冲击力。主要一个节点即是年蒋韵的《想象一个歌手》和葛水平的《甩鞭》进入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到年，俩人的小说《心爱的树》和《喊山》又同时获得全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的鲁迅文学奖，一时间山西女性文学十分抢眼。可以说，女性文学已成为当代山西文学版图中的一方靓丽风景。

　　其实追溯起来，无论中外，女性文学并不是一夜之间就高涨繁荣的。

　　女性写作无疑古已有之，但如所周知，那时尚是零零星星、极个别的现象，像中国古代的蔡文姬、李清照、卓文君，欧洲近代的乔治·桑、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等，她们只是男性主导下的文学世界里的凤毛麟角。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之后，情况完全改变了，西方世界从法国到英美的女权运动，妇女不光在政治上反抗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男权统治争取自己的独立、自由和平等权利，尤将写作看做是妇女解放的一部分，主张打破从前文学中将女性形象塑造成非“天使”即“魔鬼”的父权偏见模式，以女性自己的创作重新书写和认识自我价值，它不仅形成一股强大的女权主义文学思潮，而且以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西蒙·波伏娃《第二性》为代表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更是风行世界。这一切都宣告了女性文学的独立存在，如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托里尔·莫瓦就说：“‘女性写作’(écriturefeminine)问题得以占据70年代法国的政治与文化讨论的中心位置。”]无论如何，“女性文学”作为泛指女性作家的创作实践及其作品，不仅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从女性视角观察社会、书写女性审美经验和审美理想的女性特征，而且已然由弱小一步步走向她的壮大和成熟。

　　具体到山西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我们首先当得从石评梅说起。因为从晋文学史上看，女性写作，在现代之前似乎没什么记载，现在能看到的较早的女性写作就是20世纪“五四”时期了，同那时整个中国“妇女解放”的运动和新思潮相伴随，代表人物便是著名的石评梅女士。

　　石评梅是学界公认的现代著名的女作家，山西平定人，其一生是短暂的，从-仅26年光阴，但蕴含着她情感和思想的文字却使她永存，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意义。放在晋文学的框架内，无疑，她的文学创作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先声，也是晋文学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一种现代性表征。何以这样说呢？理由在于：一是她作为上世纪初山西走出的新女性处于北京“五四”新思潮的潮头，在北京女高师结识了冯阮君、苏雪林、卢隐、陆晶清等新女性，其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她们常常一起开会、演讲、畅饮、赋诗，所谓“狂笑，高歌，长啸低泣，酒杯伴着诗集”，发出时代之音；二是她参与编辑了《妇女周刊》《蔷薇周刊》并在《语丝》《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文学》等现代报刊上刊文，成为新思想的传播者；三是其作品显示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立场，表达了新女性对爱情、真理、自由和光明的渴望与追求，“要使写作成为照亮人们的火把”。

　　纵观石评梅的创作，涉猎广泛，包括了诗歌、散文、游记、小说、戏剧文本、评论等，以新诗见长，而一般认为成功尤在散文，在她去世后，其作品由友人编辑成《涛语》《偶然草》两个集子。石评梅所写，多为爱情、友情、苦闷的思想主题，最打动人的当然是歌吟爱情的篇什了，这就是她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高君宇生死爱情的缠绵悲伤，例如代表作《墓畔哀歌》：“我爱，我原想追回那美丽的皎容，祭献在你碧草如茵的墓旁，谁知道青春的残蕾已和你一同殉葬。……这一杯苦酒细细斟，邀残月与孤星和泪共饮，不管黄昏，不论夜深，醉卧在你墓碑傍，任霜露侵凌吧！”而最彰显女性狂飙精神的，则是那些追求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檄文和蕴含着大爱、真理、光明的呼号，如《妇女周刊发刊词》《致全国姐妹们的第二封信》《同是上帝的儿女》，她呼吁：“相信我们的‘力’可以粉碎桎梏，相信我们的‘热’可以焚毁网罟！”“男女两性共支的社会之轴，是理想的完美的组织；妇女运动，与其说是为女子造幸福，何如说是为人类求圆满。”此外，她的小说则主要是对女性生存命运的观照和悲悯，如《弃妇》是现代女性小说中最早的一篇正视妇女命运的作品——描写了被抛弃的包办婚姻的妻子的命运，《红鬃马》《匹马嘶风录》都塑造了从柔弱女子到坚韧顽强的新女性形象。总之，石评梅的创作带有当时女性文学普遍的热烈又悲惋的特点，而其个体之感伤傲洁、清冷冥思的色彩尤为突出，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早期妇女的经验世界，其纤细敏锐的心弦与清妙绚丽的文采，都显示出不同于男性的女性特质，是为早期山西女性文学的标志。

　　如果说在年代中国妇女走出闺房或锅台介入社会和写作的并不多，山西范围就更是少之甚少，而其后连这点星火也被遏止了。据王政先生研究，“女权主义在中国造就了20世纪的新女性，这些新女性始终在坚持为妇女谋利益的事业，直到变动的政局完全封闭了一切社会空间。”[王政：《越界》，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20页。]因此，与中国女性文学的进程同步，山西女性文学的新一波出现，是伴随着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启蒙而来的，从年代解放区宣传实践的“妇女解放”到年代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半边天”的定位，女性写作大大增多，她们上学毕业后入职文化领域做杂志编辑，这就有了王樟生、段杏棉、郁波、李霞裳、彦颖等女性文学的创作。据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文联（作协）工作的侯桂柱《火花十二载》回忆：当时编辑部的中层骨干却是一帮女性，“编辑部主任为段杏棉，副主任郁波。小说组，组长李霞裳……诗歌组组长颜颖……理论组组长王樟生，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经常以青稞的笔名发表诗作。”[侯桂柱：《火花十二载》，《山西作家》年第4期。]这表明在年代前后山西活跃的一代女性作家。应该说，她们的创作是晋文学进一步的现代性表征。近年有研究者将山西女性作家作代际划分，把这一代作家看做第一代，其实如果从整个山西现代女性文学发轫处算起，虽然人数少，也应该石评梅为第一代，这代作家应该是第二代了。其创作时间跨度主要自50年代至70年代，现大多已去世或歇笔，只有80多岁的王樟生女士仍笔耕不辍。

　　可以发现，这茬女作家数量也并不多，特别是她们的创作在文学性、女性色彩上都很黯然，既不同于之前的石评梅也不同于之后的蒋韵们。她们所经历的是建国初期到七十年代末那样一个集权“政治”的时代，虽然女性地位空前提高，但由于大一统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女性解放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女性视角与表达基本上湮没在男性意识或革命建设的主题之中，其作品也表现出“男女都一样”的“雄性化”和“无性化”的倾向，主要即呈现为注重社会历史责任和思想教育的特征。例如被赞为写作“飞毛手”颇有影响的王樟生，除了写过充满时代豪情的《给一群四川姑娘》《青春颂》等诗歌，主要作品即是年她与李霞裳一起采访写的《同蒲风光》、年被派往李顺达、申纪兰家乡平顺县西沟采写的“公社史”、为知识分子正名的报告文学《国际悲歌歌一曲》《环行路上》等；段杏绵作为年投身革命工作的文化人，主要写的都是革命作品，如中短篇小说《地下小学》《新衣裳》《临时工作》《我和爱人》、长篇纪实文学《刘胡兰的故事》《一个自强不息的女性》《第一次军事旅行》等；解放初22岁的郁波是上海市总工会《劳动报》记者，年被送到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写有小说《山村风雪夜》《一份批判稿》《侠女》、散文《回忆的浪花》《青春的光辉》、电影剧本《钢花红满天》等；李霞裳因家贫肄业太原女师，后参加革命并写过《年关》《三八妇女节有感》等散文，解放后的代表作即是与王樟生结伴沿同蒲铁路从大同至风陵渡采访合写的系列散文《同蒲风光》、与郁波合写的太钢厂史《钢城星火》长篇小说《寒夜星火》等；彦颖的诗和散文显示出较多的女性视角和情韵，有《贵儿媳妇》《乡村小景》《回娘家》等诗作和散文集《漳河畔的姑娘》。总体上看，这几位女作家创作的共同特点是那个时代集体意识形态的反映，其女性意识同化于追求政治性、革命性、教育性的社会洪流中。

　　但即使如此，尚有女性文学的生产，其后却是万马齐喑的“文革”十年，从到的天下荒芜。山西女性文学的再度复兴是进入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新时期，首先是80年代伊始即登上文坛的蒋韵，她以《我的两个女儿》这样典型的女性写女性的小说宣告了女性文学的新生，接着是雪珂探索女性生存经验的《女人的力量》，很快她们俩与成一、郑义、柯云路、李锐等男性作家构成了“晋军的崛起”，成为新时期最早一批体现文学新元素的时代先声，同时还有程琪、高芸香等女作家的出现，她们的《拉骆驼的女人》《吴成荫买分》都产生较大反响并获奖。然而，山西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现象受到 　　这个群已完全不同于一个世纪前孑然一身的石评梅，石评梅只是到了北京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才找到她的同仁卢隐、陆晶清等，而百年后的山西女作家，在三晋大地本土就有自己无数的姐妹在创作、交流、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一个世纪的历史，一方地域的现代性演进，从石评梅到“山西女作家群”，这不像是一个世纪神话吗？

年，山西女作家协会成立，据统计，会员数达余人。

年，山西女作家协会以“山西写字的女人”为名在互联网上开通公共博客。

年，山西女作家潞安王庄煤矿采风。

-年，开办了“女性文化沙龙”讲座。

年，举办了新春联谊会暨征文颁奖会。

年，在女性青年作家与女性青年批评家间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

年，召开了女性小说家张雅茜《此生只为你》研讨会。

年，编辑出版了《黄土地与芬芳——山西女作家作品选》小说卷/散文卷。

年，召开了山西女作家协会第二届代表大会。

年，编辑出版了9卷本“三晋女书·”系列丛书。

年，召开了“三晋女书”评论研讨会，评论家们面对面与10多位女作家对话交流。

年，出版了“双年选”《山西女作家作品选·小说卷》《山西女作家作品选·综合卷》。

年，山西女作家系列丛书“三晋女书·”多卷本陆续出版中。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生活洪流的激发，女性的话语自觉和表达欲望空前活跃，在多年几代创作力量的积累和蓄势勃发下，不仅原有的像蒋韵、张雅茜这样的小说家写小说，不少写诗写散文的亦转做小说，如徐小兰、葛水平等，又有曹向荣、小岸、孙频、李燕蓉、李心丽、陈春澜等一批新生力量的迅速成长和叠加，四面来风，由此形成一股“女性小说叙事”热，于是而有女性小说作家群和女性中短篇小说的繁盛。这已成为人们所普遍公认的。如有不少学者、批评家接连指出：

　　一批女性小说家的异军崛起，确实构成了新世纪山西文坛的一道亮丽景观。……虽然难言女性小说家的创作已经足以与男性小说家分庭抗礼，但她们的小说创作业已成为山西小说界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王春林：《性别立场的坚持与超越》，《黄土地与芬芳》序，北岳文艺出版社年版，第页。]

　　新世纪之前，山西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在山西的小说创作格局中，处于边缘位置。但近些年来，山西女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山西的小说创作格局中，所占份额、比重日益增大，其所提供的新的文学观念、文学元素、特点等，尤应引起重视。……山西女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以其实绩，迫人不得不刮目相看。[傅书华：《笔走龙蛇各呈异彩——山西中短篇小说创作年度报告》，《山西文学年度报告》，三晋出版社年版。]

　　如此冲击波，没有质和量两方面是不可能的，诚如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斯帕克斯的《女性的想象》等文中所说的，女性的特殊生活经历和心理使她们具有不同于男性的心理感受和表达方式，形成了女性特殊的表达方式和女性文风。如果说以往山西文学的上空弥漫着浓厚的“山药蛋派”气氛，即使到“晋军”“晋军后”都未能动摇主写乡村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但女性文学的繁盛无疑打破这一局面，她们的水灵、细腻、偏于内倾型心理体验和好幻想、多情的气质已全然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形态，变成“个体的、妇人生活固有产物的措辞用语”。从题材上看，她们的小说显然更注重写自我经验和自我想象的世界，其中不无对现实社会或历史的观照，但多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展开，爱情、婚姻、女性命运是她们主要叙述的故事；在审美格调上，亦不同于男性眼光和某些价值评判，更多女性的温情、关怀甚至模糊的是非爱憎，更多抒情和美丽的诗意光晕。就是这种种的女性气息，把一个新鲜的小说世界带到了我们面前。

　　蒋韵的中短篇小说集可用“丰赡”来形容，年代已有《我的两个女儿》《失传的游戏》《现场逃逸》，年后连续出了《完美的旅行》《北方丽人》《上世纪的爱情》《绿灯笼》《妹妹上花楼》等，其中多篇引起反响或获奖。短篇小说《一点红》年进入“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年中篇小说《鲜艳的季节》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年中篇小说《北方丽人》在《钟山》杂志头条发表后即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同年《上海文学》发表的《在传说中》也迅即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两篇小说又双双入选全国年度优秀小说选集，中篇小说《想像一个歌手》荣登《北京文学》年度上半年度中国文学作品排行榜并获“首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优秀作品奖”，中篇小说《完美的旅行》获“小说选刊优秀小说提名”，另外，蒋韵还曾获得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赵树理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奖等文学大奖。其创作时间之长和数量之丰，不仅是山西女性文学翘楚，在中国女性文学中亦是位列前茅的。而这也使她的小说呈现出一种丰富斑驳，一般认为其创作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就像李锐说的：“年以前还是跟着新时期文学一点一点往前走……年后，她找到了自己的主调。”[李锐：《漂流的故事》，《读书》年第8期。]90年代前主要是实写刚刚过去的“文革”时代伤痛经历和混乱无序下的生活状态，即“为她那一茬人塑像”，代表作如《我的两个女儿》《无标题音乐》《长长的日子》等，90年代后其创作有一个大的转型，这就是拓展到一种任意历史情境中的生命形态、人的精神探索，由实在而趋于空灵，所谓“用隔世的眼光”使“此生此世”产生“令人无法捉摸的内在丰厚”。譬如从90年代的《盆地》《冥灯》《落日情节》到新世纪以来《上世纪的爱情》《完美的旅行》《北方丽人》等，人们试图从不同的方面作出解读，包括死亡主题、童话与古典主题、漂流的故事说、女性主题、现代性主题、人性叩问与身份认同说等等，其实总归之，就如她自己说的：“一个旧的古典感伤主义者”、“外乡人”、“漂泊者”，其小说最大特点是具有浓郁的苍凉感和女性关怀，所以，她写“失去、生命悲情、苦难”，写空冥的意象和美丽的哀伤，写人的坚韧的精神追求和珍贵的至情、至爱、至善，这成为她小说的一个总色调。许多人只看到了蒋韵的虚无、空寂，实际上，近年从《想象一个歌手》《麦穗金黄》到《心爱的树》，作者在生命的历史感伤中有了更多亮色，比如宁愿漂泊乞讨唱歌过着简单快乐生活的民间秧歌手许凡，美发师小莲以自己的善心义举“最终让所有的人眼前一亮”。阅读蒋韵小说，实际上故事性、情节性很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人物形象，那种生命悲情中的精神追求和至善至美，那种独特意境中人类普遍的情绪、意念，所以有人说蒋韵作品都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精神守护者特征，是切中蒋韵小说特质的。

　　葛水平的出现不仅山西文坛也是中国女性创作的一个奇迹，因其年小说发表转载的轰动效应，有人干脆把年中国的中篇小说创作叫做“葛水平年”，又称为“葛水平现象”。她的处女作《甩鞭》一发表就被全国性权威刊物《小说月报》选载，同时的《地气》又与蒋韵的作品同登“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紧接着又发表了荡气回肠的《天殇》《狗狗狗》《黑雪球》等，简直是闯入文学界的一匹黑马。葛水平原是长治戏研所创作员，以诗和散文为人所知，但正像有论者所言：“葛水平写小说是迟早的事”，果然迅即成为享誉全国的著名女作家，以至有评论家称赞其“创作出一种融现实主义与现代派为一炉的作品”，让人“看到了多种艺术表现方式所共造的瑰丽”[段崇轩：《求索之旅——读葛水平的中篇小说甩鞭、地气》,《黄河》年第2期。]目前其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喊山》《守望》《官煤》《陷入大漠的月亮》等，其小说往往掷地有声，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多家知名选刊转载，屡获好评殊荣：《地气》《黑雪球》《连翘》《比风来得早》连续四年荣登中国小说学会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甩鞭》获得《中篇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喊山》先后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赵树理文学奖和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水平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作为当代文学大师赵树理的同乡、沁水山神凹村长大的葛水平，同样有着蒋韵悲天悯人的情怀，但她眼中的画面是傍晚的炊烟与夕阳，等候归来的亲人，路上的咩咩叫着的羊群，还有乡村平淡生活里滋生出的许许多多的死去活来的故事，这一切便成为葛水平小说创作的主题和色调。因而，她的小说世界凸显出一种太行山风格，从民间乡里汲取了大量历史传说、人物故事，用生花妙笔将晋东南太行山脉、沁河流域的人文地理形诸笔端，我们往往会在其小说中读到这样的句子：“太行山走到这里开始瘦了，瘦得只剩下一道细细的梁，瘦得肋股一条条挂出来，挂了几户人家”，“太行山绵延千里的山脉，河流密布，山岭纵横，一沟一壑间就有了人家”，就这样，一方地域硬是让作者写活了，而作者也以写太行山厚重的乡土世界著称于当下文坛。其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数一鸣惊人的《甩鞭》和《地气》。《甩鞭》写的是上世纪40年代命运多舛的女子王引兰，从被父亲卖掉到嫁给窑庄地主麻五后又不断改嫁寻找活路的故事。小说从一个女人的细腻感受力出发，将其所经历的死亡、嫉妒、贪婪直至被爱的阴谋层层剥离，最后是王引兰亲手杀了带给她无尽痛苦而又爱她到人性丧失的铁孩，以决绝方式守住了人性的操守和骨气，小说中的“甩鞭”，是敲天动地的告诉春天来临的方式，是浩渺天宇惊雷般的灵魂战栗，是山里人绵延不绝的对春天五谷生长的渴望。《地气》写当今山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萎缩、消亡和坚守的故事，虽然山上人家只剩了两户，但为了小学校和学生娃王老师坚定地留下来，而他曾经的女学生李修明也上了山，“宽厚松软的十里岭透出一股隐秘诱人的地气，那地气是女人的气息。”两篇小说一写怀旧，一写现实，但都透视出山村的一种恒久的厚实、坚韧。葛水平的小说就是这样，生长于乡村社会的自然人性、传统生活方式看重的是骨气和人性本真的纯洁善良，就像作者自己说的：“我首先尊重我生活的这片土壤，它给了我大气、磅礴，给了我厚重，让我一出生就看到了朴素、粗砺的生活本质，而不是简单的明山秀水……。”

　　从山西女性文学整体来看，蒋韵、张雅茜、葛水平这个年龄段的人，也即出生于到年代的作家，似乎都更倾向于写怀旧、写过往、写曾经的故事或传说，经历的丰富构成了时间的长河与厚重的历史感。而之后的一茬年轻女作家就大不同了，她们没有那么多“过去时”，只有“现在时”的敏锐观察或刻骨经历，她们的小说主要是写当下生活和人性心理的解剖，叙事格调趋于深沉、锋锐、反讽甚至冷漠、零度叙事，已完全是另一种形态。

　　首先要提到的是小岸，近年以《水仙花开》《温城之恋》等一系列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中篇小说而名世，年《你是你，我是我》因获赵树理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引起瞩目，年《车祸》再获赵奖。可能人们不知道，她的文学创作与前辈石评梅还有一种缘分，原来，她是石评梅故乡“阳泉市评梅女子文学社”的成员，当然小岸与石评梅所处的时代和审美体验已不同，其沉静的个性没有石评梅的那种愤懑、哀怨、怒号，而更多温情脉脉的情调和女性关怀。小岸的创作主要是写现实社会题材，多取材于当下生活的触发，就像她在《外面的世界闯进来》“创作谈”中说的：“每天，从城市的四面八方，从空气的涌动流转中，从街头巷尾的口口相传中，一些特殊的人和事便会不请自到。一个孩子莫名其妙地自杀了；一个儿子杀死了父亲；一个男人有了外遇；一个女人患了绝症，被丈夫抛弃了……那些外面的事物，就这样进入了你的写作。”因此，小岸小说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写小人物、普通人，敏锐地 　　其次要说到与小岸女性温情相仿的曹向荣、李心丽、陈春澜等。她们的写作相对比较传统，故事线性、叙事舒缓。曹向荣叙事的意义在于乡村精神书写，在这样一个都市化、金钱化、道德下沉的时代，乡村世界意味着什么？还有没有美好的人性、人情？曾获得赵树理文学奖的《憨憨的棉田》写一个不为城市和金钱诱惑的故事，写了农人对土地、农作的热爱，写乡镇工厂给棉田带来的污染危害和农人对种植生活的维护，从《泥哨》到近期的《结婚照》也都写出了现代社会所久违了的简单而又淳朴、清新而又健康的人性情感。同曹向荣一样质朴、来自吕梁山离石区的李心丽近年小说创作甚勤，代表作《片上》获年《黄河》优秀小说奖、入编《山西省中青年作家作品精选》，小说写了一个下岗女工可岚在片上艰难生存、命运变故的故事，怀抱着小人物的梦想做冷饮生意、为了女儿上学的户口办了假离婚和假结婚，没想到带来的是自己的走投无路，近期的《流年》《女人聚会》等大都揭示了小人物在时间的无情、人生的无常中的无聊状态和精神困境。较之曹向荣、李心丽小说的乡土乡里风味，陈春澜的小说带给我们的主要是城市底层况味，年《不速之客》获赵树理文学奖，近年多篇小说入选《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她以温和曲折的叙事写照着一群小人物的世界，作者却给了这些有缺陷的小人物以满腔的理解与同情，并将女性视角和温情、博爱的情怀，直接引入到了现实的平民的世俗生活之中，因之给读者以深深的感动。

　　再次要特别说的是孙频、李燕蓉等女作家。她们主要写进入都市的青年人之当下生活境遇、焦虑而迷茫的精神困境和难以把握的命运，她们的小说女性意识、现代意识愈加突出，表现出了思想和形式层面上的探索实验意味，有评论说：“相较小岸、曹向荣、陈春澜们，孙频、李燕蓉们更善于用尖利的锋刃，划破社会现实、人生的表层，面对鲜血淋漓的真相，显示女性的温情与博爱的情怀。”[傅书华：《笔走龙蛇各呈异彩——山西中短篇小说创作年度报告》，《山西文学年度报告》，三晋出版社年版。]孙频年开始写小说，但可谓“小荷初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至今在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十月》《当代》《钟山》《大家》《上海文学》《作家》等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余万字，代表作有《同屋记》《醉长安》《玻璃唇》《隐形的女人》《凌波渡》《菩提阱》《铅笔债》《祛魅》等，其小说以“她世纪”下的新一代女性叙事而为文坛所称道。年，她发表的11部中短篇小说中，就有6篇为《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全国各种选刊或小说年选所选载；年发表了11部又有7篇被选载，是近年山西中短篇小说转载率最高的。不仅荣获《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至年度“赵树理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还以少有的“80后”作家与铁凝、方方、莫言等文坛名宿同获《小说月报》第十五届百花奖。在写作的价值立场、价值姿态上，孙频与上述女性作家的写作基点大体一致，但在 　　另外要提到的是山西女性小说反映生活的广阔性。从小生活在煤矿的陈年，凭借女性独到的视野和细腻的感受，以矿山人物群像为描写对象，短短几年间就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和人文视野崭露头角，代表作《胭脂杏》《小烟妆》《九层塔》分别入选《小说选刊》《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二十一世纪小说年选》，并获煤炭系统乌金文学奖和阳光文学奖。譬如近来引起讨论的《小烟妆》写了矿区三个人和三个家庭的故事，它以一种复调似的错乱叙述，把煤矿工人及家属的生存命运作了非常逼真原始的艺术呈现，年《山西文学》以“晋军新锐”推出的编者按语中写道：“陈年是近年我省涌现出的一位优秀的青年作家，她对煤矿生活的切肤之感、对生活在大矿井或小煤窑里的人们的长年累月的观察，使得她的小说沉郁有力、扎实而原味，呈现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煤矿文学的风貌和特质。”令人欣慰的是，在中短篇小说园地，像陈年这样的小说新人可以说如雨后春笋不断地出现、成长着，诸如蒋殊、李心丽、镕畅、笛安、李国莉、卢静、李朋霞、张玉、单菁瑞、高璟等等，嫣然一片盎然生机。

　　女性文学的异峰凸起，不仅在于中短篇小说的灿烂，还有一批长篇小说给人的惊喜。相比于年代只有蒋韵写过长篇，到年代之际，女性长篇小说也出现了群体井喷，主要有：蒋韵的《我的内陆》《隐秘盛开》《行走的年代》《人间》（与李锐合著），张雅茜的《走出红尘》《依然风流》《此生只为你》，陈亚珍的《神灯》《十七条皱纹》《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葛水平的《裸地》，张淑兰的《白村的河》，等等，其中有多部作品获得各类桂冠奖项。这些作家在多年的中短篇创作经验积淀中，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梦想和冲动，转向大叙事或者说长叙事的探索，她们同男作家一样想要表现更广阔的生活和思考，想要“清算”记忆、“结帐”历史，做出成就建立丰碑。从叙写内容看，这些女作家笔下的长篇同样提供了以往山西作家笔下没有或不同的东西，她们大多从女性视角切入，展示历史过程或世事变迁中的女性命运和生命悲情，充满了女性情愫和细腻的心理描写；在艺术上，有中国当代文学改革开放多年来中西叙事艺术的积累与启示，这些作品呈现出传统叙事与现代艺术技巧的交融变幻：主观性、抒情性强烈，充满幻想与虚构，大量象征意象的运用，以致种种奇幻的、荒诞的、反讽的色彩……总之是，读她们的小说会让人有写法不拘、笔墨灵秀、散文化与诗化的艺术通感。

　　首先还得先说蒋韵。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她已出版长篇小说9部，《隐秘盛开》获赵树理文学奖、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提名”，在长篇小说的数量、质量上堪称山西女性作家之最。年的《栎树的囚徒》是其最早产生影响的一部代表作，小说通过天菊、苏柳、贺莲东三个人物的复调叙述，讲述了从现代军阀混战到“文化大革命”时空背景下范氏家族的兴衰离散，其对几个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对历史、精神意志的拷问，都使其达到了思想艺术的高点，一时引起广泛 　　蒋韵之外，就要说到与其同龄也是挚友的张雅茜了，她在多年的中短篇创作基础上，新世纪之际也开始了向长篇突破，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依然风流》。这部小说主要叙述了地处黄河古渡口一家四代女人百年的历史命运和悲情故事，不仅生活容量大、人物众多、情节复杂，而且涉及到漂流回归、家族历史、地域文化、民情风俗，主题意蕴可以说广泛而深刻。这部小说进一步展示了张雅茜的文学才华，也凸显出这个河东作家的长篇构筑能力和个人风格：善于编织跌荡起伏、缜密绵长的人生故事；对女性生存状况、终极命运的 　　接下来要说的是陈亚珍，其近年来似主攻长篇小说创作，因为“让她最感伸缩自由、书写尽兴的还是长篇小说”。目前最能代表陈亚珍长篇成就的，当然是具有魔幻性和悲喜剧色彩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小说以梨花庄为中心，通过亡灵视角，观照像羊、猪、蚂蚁一样弱小者们以及“无告者”们的生存状态、苦难历程、人性扭曲，并从历史的背面进入了历史，反思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及其深重的文化征候。可以说，这部作品是典型的“苦感文化、乡土命运”之作，其对封建道德体系和革命乌托邦的批判，代表了复兴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新一轮反思小说的先锋。在艺术上，陈亚珍的小说往往让我们看到一种率性、真切甚至是朴拙的笔墨，也看到一种匠心独运，譬如书名“神灯”、“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都是反讽意味十足的隐喻意象，尤其在叙事结构上，她的长篇小说总是大胆创新，《十七条皱纹》呈现为A、B、C三条叙事线索的立体结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呈现为“亡灵”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的交叉结构，这些因素都大大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当然，有时也因为过度自由地穿梭叙事而不免给人情绪化或浮泛感。

　　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葛水平，无论如何，这个名字已成了今日山西女性小说的一个代表性符号。她在中短篇小说上掀起的波澜未落，就又在长篇领域搅动起浪花，年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裸地》与王保忠《甘家洼风景》一起摘得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桂冠，为山西女性长篇小说的天空再增光彩。小说讲述的是从19世纪的清末民初到20世纪“土改”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期山西省暴店镇的移民史和盖氏家族的兴衰史。小说主干故事是讲一个叫聂广庆的山东人逃荒到山西，半路捡了个老婆“女女”，在河蛙谷安了家，而有四房姨太太的暴店镇大户、族领盖运昌，由于只有一个傻儿子，时时为缺少健壮的子嗣后代而苦恼，因为女女的美丽、也因为她的良好的生育能力，遂使计聂广庆签了典妻合约，最终圆了盖家想要个“带锤锤的”的梦。在表层故事之下，小说表现了中原乡村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哲学，折射出作者对土地、对生命、对善恶、对社会、对历史和民众命运的深沉思考，就像作者自己说的那样：“我想写一个男人，写那份误入人间的无奈，他永远都清楚日头翻阅不过四季的山岗，他却要用生之力博那山之高不过脚面的希望。想写一个女子，或几个女子，走过青石铺就的官道上留下的那份弥久的清香，想写一个村庄街口的老槐翻阅秋风的繁华，那粉细的红绿花朵，那一生都行走在路上的寻找，他们都是奔向了光明的地儿么？”[葛水平：《长篇小说裸地创作谈：投向苦难的黄土地》，《光明日报》年11月23日第14版。]《裸地》的艺术风格很特别：一是小说的民间立场和浓郁的乡土气场，二是一系列活泼泼的乡土人物形象的塑造，三是小说叙事艺术及整体结构上戏剧化、诗情意象的多文体交织，四是小说语言的太行山乡土口吻和方言土语，五是女性悲悯情怀和细腻的笔触描写，这一切可以说都构成了小说自然瑰丽而又浓郁醇厚的乡土风味，就像下面这段描写：

　　山绵延千里的山脉，河流密布，山岭纵横，一沟一梁间就有了人家。一条潞水环绕，曲里拐弯处依太行山傍水的村庄有上土沃、下土沃、暴店。上土沃财主原姓、下土沃财主皮姓、暴店的大户盖姓，三家财主有联姻，看不见的气候凝结了巨大的气场。

　　尽管小说已成为当代文学的主角，山西女性文学的异峰凸起也主要是以小说为标志的，但说山西女性文学，实在不能对其散文和诗歌忽略不计。

　　笔者没有详考男性作家，但我们知道的是，像韩石山、张石山、李锐这样的“晋军”代表人物，在小说高峰之后，大多做起了散文；李国涛身体不允写小说，回到了千字散文的写作；有的作家写小说大红大紫，同时流恋于散文或诗的经营，如著名作家王祥夫。走进这方园地，你才真正能体会到“什么是文人”，你会感到，散文和诗其实才是一个充满文气性情的世界，小说则溢满了社会学元素。而尤其对女性来说，散文与诗是那么地合拍于这个天性絮语、情意绵绵的“她世界”。扫描山西女性作家的创作，大体可以说，没有散文和诗几乎没有她们创作的开启和滋养。一个现象是，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写散文或诗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另一个现象是，一些女作家转向主攻小说后仍然不辍于散文或诗之耕；再一个现象是，当她们停笔小说后又复归于散文或诗。事实上，山西女性文学的集合地或者说最大场域在这一块，这样庞大的写作群及其成就，无疑是山西女性文学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即我们不可忽略之缘故。

　　就诗一方面而言，女性诗人与诗作形成了整体亮相。诗是当今最边缘的，也是作者最少的，写诗的人得耐得住寂寞，真爱诗，把诗当生命活动才能入到诗境中，但山西女性文学中不乏优秀诗人和诗作。据中国作家网，目前当红的山西女诗人近四十人：有喙林儿、悦芳、樊海燕、子夜、农妇、丁页、艾凌、杨秀清、赵好玲、娥子、环珮空归、狐妖、小木舟、流云、沁梅、李霖、竹无俗韵、爱斐儿、丛林、麻笑燕女史、王海英、小鱼摆摆、李圆、秋临、山翠、枕秋、孙云苓、茯苓、细语英英、清风流水、刘小雨、温秀丽、闫庆梅、周广学、高巧玲、养心兰；据《年山西诗歌年度报告》点评到的有：大同的喙林儿、孟昭莹，朔州的温秀丽、宋清芳、刘小雨，吕梁的侯燕、李艳玲、杨秀春、梁小花，晋中的葛平、孟丽红、苏宝银，长治的陈素，晋城的周广学、杨秀清，临汾的何妮、陕红艳、裴彩芳，运城的孙云苓、卢静、赵爱玲、赵好玲、刘锁爱等。其中许多人在《诗刊》《诗探索》《星星诗刊》《诗歌月刊》《世界诗页》《诗潮》《诗选刊》《中国诗歌》等全国报刊发表大量诗作或出版诗集，这里可能不无遗漏，但大体反映出了女性诗歌的活跃情形。她们近年成绩斐然，引起广泛 　　就散文方面而言，比之诗要幸运得多了，它容易上手，也方便抒情叙事，艺术伸缩自由，几乎是所有女性作家的“自留地”。它无须诗的纯雅和含蓄，无须小说的变形和虚构，可以最自由、最真切地书写一切，因此收获颇丰。大体可分为三类：

　　其一是专写散文或以写散文为主赢得文坛赞誉的。近年不少女作家以散文成名，诸如指尖、江雪、水伊、若水、王芳、孙喜玲、边云芳、宁泉、张玉、张玉良、阿呜等，都以女性对这个世界独特的观照、感受和表现引起 　　其二是值得注意的一些著名或新锐女小说家的散文。蒋韵有散文随笔集《春天看罗丹》《悠长的邂逅》，散文《我不倾诉》获“四通杯”美文一等奖，《豆蔻年华的微笑》获得“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为山西女性散文不断奉献自己的上乘佳作。而最近葛水平的散文集《河水带走两岸》又一次将山西女性散文带入中国文坛视野，引起广泛反响，它写出了集历史、民俗、自然、社会变迁、心灵感悟和文化反思为一体的被评论界公认的“一部民间史诗歌谣”。此外，像小岸的散文集《水和岸》、曹向荣的散文集《消停的月儿》也都是有分量的创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小说“新锐”陈年的散文，其《行走的生活》入选《中国散文年度佳作》精选，被视为是将流淌的陈年往事置于新的时代背景下一种历史积淀和智慧考量的写照。而这里更看重的是她独具特色的对矿区底层生活世界的写照，如《卖命人》《鬼节日》《哭祭》《拾炭的女人》等，都将一副残酷真实的震撼带给了你：

　　从学校走到学生住的棚户区是一条拉煤的公路。汽车，拖拉机，三轮车，马车，拉着满荡荡的煤，一路扬扬洒洒。路是黑色的，草是黑色的，风是黑色的，同样黑的还有孩子们的脸……

　　其三是各类文学作者、文学编辑以至从事不同社会职业的女性，她们也不断发表散文，这样的一种大客串形成雄厚的力量，典型的标志性成果是年蒋韵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黄土地与芬芳——山西女作家走山西·散文卷》，这可以说是一次群体的集结号——它的特殊意义主要在这么几点：一是它的副标题——“三晋女书，这是世界上独属于女人的文字”；二是它完全打破了女人一己个人抒情的小世界，走向了宽广的社会、历史、文化、民俗，全书分为“古城寺庙篇”“山川景物篇”“人物民俗篇”三大板块，在眼与物、心与物的交融中构成了天地人间、风物万象的灵动文本，充分彰显出了山西女性散文的视野宽度和历史厚度；三是集结了散文家、诗人、小说家以及不同职业的女性作者近60人，共筑起这部包罗万象的散文世界。

　　香港浸会大学学者林幸谦曾特别谈到山西现代早期女作家石评梅的“女性叙事特质及其时代意义”[林幸谦：《濡泪滴血的笔锋——论石评梅的女性病痛身体书写》，《文学评论》年第5期。]，如果说“石评梅的文本乃是那个时代中一个女性作家的提问、议题、事件、事实、呐喊等形式的综合体现，为五四现代女性文学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那么，今天的“晋军”女作家群则是在20-21世纪之交历史时空下提供的新的女性言说文本，其中一切写照思考，同样为这个时代女性文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当然，山西女性文学也不无缺憾，从中国一流女性作家看，她们的创作观察生活和思考的深广度都值得借鉴，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后期西方女性文学一个显著特征是性别意识与文化意识的交融，她们的创作主题已拓展到种族、性别、代沟、文化间的冲突，而山西一些女作家则不无视野狭窄、主题陈旧、思想肤浅的问题。这是山西女性文学的一种局限。显然，在后现代两性关系重构和谐的新的社会环境下，山西女性文学乃至中国女性文学在感受女性自觉时，还需要感悟“民族”的自觉，在“女性”的性别视角背后，还应有超越性别的更高境界，这才是女性文学的坚实之路，文学的天空才会更为宽广。

思想

视野

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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