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庆州皇龙寺是新罗时期著名寺刹之一，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其寺院布局经过三次变化，分为创建期、重建期和钟楼、经楼增设期，其重建期寺院布局采用了一塔三金堂式布局，本文认为这一布局方式源自中国南朝江陵长沙寺。为证明这一观点，本文除了对文献记载中的长沙寺布局进行仔细分析之外，还对长沙寺阿育王像和皇龙寺丈六尊像间的联系进行了研究，尝试从两个方面探讨皇龙寺的渊源问题。

韩国庆州皇龙寺与中国南朝佛寺渊源关系探讨

陈涛

虽然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间的交流可以追溯至史前时期，但以佛教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东亚建筑文化圈则主要从东晋及南北朝时期开始形成。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陆长期分裂，战乱不断，政权更替频繁，而朝鲜半岛也同时存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三国分别与中国南北朝政权间保持册封及朝贡关系，受地理及外交关系等因素影响，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与北朝间的文化交流比较密切，南部的百济和新罗则更加积极地吸收南朝文化。这一时期日本以朝鲜半岛为中介，分别输入了中国南朝和北朝的文化，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奈良法隆寺西院伽蓝中门、金堂、五重塔等建筑虽然重建年代在年之后，但一般认为反映了日本飞鸟时代（—年）的建筑样式，关于这一样式的来源，存在由高句丽传入的北朝文化和由百济传入的南朝文化两种假设，目前多数学者接受南朝说，但这一观点主要是基于文献记载中日本与百济以及南朝与百济、新罗间较为密切的外交关系所作出的推测，还缺少建筑学上的有力证明。

就南北朝时期东亚建筑文化传播研究这一课题而言，日本现存有法隆寺金堂等飞鸟样式木构建筑实物，都城、宫殿、佛寺等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也较为丰富；朝鲜半岛虽然没有这一时期的建筑遗存，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建筑考古取得大量成果，对于这一时期建筑群体布局、建筑平面形式等了解得较为清晰；而中国北朝建筑，不仅保存有登封嵩岳寺塔等砖石建筑，在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等石窟以及墓葬中也记录了大量建筑形象，一些重要的建筑遗址，如北魏平城思远佛寺、北魏洛阳宫城阊阖门、北魏洛阳永宁寺等也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可以说，北朝建筑文化对朝鲜半岛及日本传播研究的基础资料较为完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朝建筑形象则仅见于南京东郊紫金山独龙阜出土的南朝石塔构件以及南京附近若干南朝墓葬甬道门楣上的阑额、叉手等仿木构件，重要建筑遗址无一正式发掘，对于南朝建筑的了解近乎空白，南朝建筑文化对外传播问题是东亚建筑史研究的难点之一。

目前条件下关于南朝建筑文化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这一课题仍然只能根据文献记载进行，但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对文献中外交关系或佛教传播关系的泛泛总结，而应深入发掘文献记载与朝鲜半岛及日本考古资料间的内在联系，力争在建筑学意义上取得研究突破。现存这一时期的文献中没有类似《营造法式》的建筑学专门文献，文献性质决定除了《洛阳伽蓝记》中关于北魏洛阳永宁寺的记载等少数几例外，多数文献